宣传画的由来简介
宣传画又称招贴画，在西方称为海报。中国宣传画源于广告、海报、招贴，是20世纪的产物。而广告、海报、招贴画可分为公共招贴和商业招贴两大类，公共招贴以社会公益性问题为题材，商业招贴则以促销商品、满足消费者需要之内容为题材。宣传画则不同，它没有具体的商业要求，而主要着重于政治目的，其艺术性服务于社会的需要；推行国家政策、社会活动、政治教育等。
从19世纪的清末叶，一种以时事、社会变革、军事作战为素材的期刊式“时事插图”书开始流行，如1884年创刊的《点石齐画报》和1905年创刊的《时事年画》等等，以精彩易明的图像为主并加上简结的说明传达社会时事百态，以图像为主传达讯息的方式成功吸引了民众的视线深受观迎。20世纪初此时因应时局及市场的需要，一些以木版画及石印技术印制的“月份牌广告画”及时事宣传画应运而生，而其内容，则与商业产品、各样新事物、宗教宣传及清廷对外的战争作为题材。此时宣传画已逐步成形。
中国的广告海报兴起
20世纪初歩入民国时期（1912年至1949年），西洋商品文化进入中国，市场需要大量的广告海报促销推广。帯动上海商品广告“月份牌广告画”和方兴未艾的电影海报，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商品广告画成为鼎盛时期。
军事政冶宣传画的兴起
宣传画在中国的出现始于20世纪初战争和革命运动的需要，如商务书局1912年l月印制的辛亥革命宣传画、及后的1916年至1928年军阀时期、1927年国共第一次内战的宣传画、1931年的抗日战争爱国宣传画等等。
1937年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物资短缺，战乱连年等环境因素，宣传画及海报的制作大幅减产几近停顿，只有少数以木刻为主的抗日爱国版画和极为少量以彩色印刷的抗日战争宣传画面世。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唤醒全国人民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和激励人们的抗日救国精神。
自1937年至1949年中国中共解放区的新兴木刻画，有了很大发展，用作宣扬抗日爱国的木刻艺术作品，已深入到战时的人民生活中，为群众所支持和爱护，在宣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新中国宣传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群众中有广泛影响力的宣传画、版画、改良年画和连环画首先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中苏友谊下苏联的宣传画绘画技法和表现方式深深影响了50年代中国宣传画创作。从抗日战争及延安时期的简朴鲜明的宣传画艺术风格，转化为以西画绘画的表现样式，画面构图严紧、色彩丰富、又讲究艺术性。从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从事油画、国画、木刻、漫画、年画等等的画家都参与了宣传画的创作，出现了不少杰出优秀的作品。
宣传画的社会作用与热潮
建国之初50年代，宣传画在社会上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宣传画基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国家在各时期的政策推行，为了直接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藉以提高群众对有关新政府推行的政策方向等资讯的认识。宣传画以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图文并茂易于理解、生产快成本底、运输展示方便，为社会发挥广大的作用。50年代因应新中国的诞生，宣传画的风格，充满喜气洋洋、朝气蓬勃、理想浪漫、乐观向上的气氛。题材包括国家建设、保卫国土、工业及国防、妇女儿童形象、农村生活、闲暇及节庆、革命历史，以及国家领导人肖像等等。50年代末，经过大跃进三面红旗社会运动，中国宣传画的题材更为广宽。
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因应当时政治需要，宣传画更是发展空前，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宣传画多围绕以毛主席、革命红卫兵、斗争批判、模范英雄、上山下乡、工农业生产、解放军、样板戏等题材。宣传画的风格以激情热闹、热血沸腾、强劲有力、色彩鲜明为主。
宣传画的衰落演变
十年文命过后社会政治运动逐渐减少。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以来，新兴传媒在现代生活中影响力的不断加强，宣传工作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转换，80年代初宣传画已逐渐步入减产年代。为宣传四个现代化政策推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题材多以建设现代科学、工业、国防、农业、文化道德、廉洁打贪和卫生教育等。21世纪中国宣传画已改用摄影取代绘画的表达手法，时至今日每年由政府出版用作宣传全国政策的宣传画已廖廖可数。
中国宣传画的价值
这些插图、宣传画及海报是中国的近代文化遗产。用视觉画像组成了我国的近代历史，生动活泼，艺术感染力强，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各方面题材。它们除了有历史价值、社会研究价值、艺术欣赏价值、及近代印刷术的研究等。宣传画也是中国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了各个时期创作背景所体现的社会风貌，是时代脉搏的缩影，也是国家的文化遗产。当我们以欣赏美术、研究历史、弘扬文化的精神去研究中国宣传画的历史时，仍会从中得到启迪和教益。
欣赏美术、研究历史、弘扬文化、爱我中华！
中国海报网创办人
张忠尤
中国宣传画的由来全文
宣传画、招贴画、海报的分别:
宣传画又称招贴画，在西方称为海报。宣传画源于广告、海报、招贴，是20世纪初的产物。
“招贴”按其字义解释，“招”是指引注意，“贴”是张贴，即“为招引注意而进行张贴”。招贴的英文名字叫“poster”又名“海报”。广告词典里，poster 意指张贴于纸板、墙、大木板或车辆上的印刷广告，它是户外广告的主要形式，广告的最古老形式之一。招贴画、海报可分为公共招贴和商业招贴两大类，公共招贴以社会公益性问题为题材，商业招贴则以促销商品、满足消费者需要之内容为题材。宣传画则不同，它没有具体的商业要求，而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其艺术性服务于社会的需要。
宣传画与中国传统美术的关系:
以宣传画一样将图案印在纸上, 并贴在墙上传达讯息的中国古代昭告、招贴、及民间木版年画，其渊源可以上推至秦汉或更早的守护神门画、佛教画、驱鬼、避邪，旧称“纸画”、“纸片”与“画张”等。随著明代彩色版画套印技术的成熟发展促进了木版年画绘制与销行，推动明代中后期木版年画的流行。明清时期可谓是木版年画的鼎盛期，流行于各家各户到处张贴。年画的内容广范，多为庆年画、民间故事、祈福、神佛诞辰、山水书画等传统题材。
19世纪末一种以时事、政治变革、军事作战为素材的期刊式时事插图书开始流行，如1884年创刊的《点石齐画报》、1890年创刊的《飞影阁画报》和1905年创刊的《时事年画》等，以精彩易明的图像为主并加上简结的说明传达社会时事百态，成功吸引了民众的视线深受欢迎。此时因应时局及市场的需要，一些以时事新闻为题材及带有商业性质的木版及石印年画应运而生，而其内容，则与商业产品、各样新事物、清廷对外的战争及宗教宣传为题材。此时宣传画的类别已逐步成形。
印刷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
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始于唐朝（7世纪左右），至十三世纪以后印刷术流传往世界各地，到了十八九世纪，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工业革命中欧洲印刷术获得了突破性进展。19世纪的清末叶，西方传教士传入的石印及彩色石印平版印刷术和铅印印刷技术开始盛行。传统的木刻雕版制版方式，改为直接手绘石版上的制版方式，因此缩减了大量的制版时间，大大提高了印刷业的生产速度和成本的降低。20世纪初，照相铜锌版凸版印刷及照像凹版印刷技术的发展，机械化印刷在我国逐渐成为印刷业中的主流，从而为印刷出版事业的繁荣给宣传画及海报的广泛发展提供了条件。
中国的广告海报月份牌年画的兴起:
20世纪初歩入民国时期（1912年至1949年），西洋商品文化进入中国，市场需要大量的广告海报促销推广。帯动上海商品广告“月份牌广告画”和方兴未艾的电影海报，在20至40年代的商品广告艺术成为鼎盛时期。
据介绍，清光绪9年(1883年)由上海《申报》馆印送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发源于上海，盛行于民国十至三十年间。
清末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五口通商，西洋商品文化进入中国，市场需要大量的广告海报促销推广。早期的题材以中国传统国画和木版年画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带有中国民俗风味的图案作题材，并印上二十四节气或中西月历对照表及产品的名称和商号，用石版印刷大量生产，随洋货一道送给顾客，遂获得了老百姓的认同，这就是早期的老月份牌年画。
当时引发月份牌做广告的中外厂商，为数甚多，占据首位的是英美、南洋兄弟和华成三家烟草公司，其次是保险业，还有一些经营化学染料的洋行、煤油、电池、肥皂、蚊香、医药，各行各业。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也开设了一批商号同洋行竞争，老月份牌广告画的流行由此开创了一种新的画种，擦笔水彩画技法。这种技法画出来的人物光鲜、富有立体感，给人以真实可触摸的感觉，极适合表达女性丰满、秀丽的阴柔之美。月份牌画题材开始以美女形象为主，其他亦有历史掌故、民间传说、摩登生活等。
月份牌的盛行，成就了一批专业从事月份牌年画绘制的画家，周慕桥、李小章、赵藕生、郑曼陀、谢之光、周柏生、徐咏青。杭穉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李慕白……..等等，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特别的一页。后来随着摄影技术的逐渐发展，月份牌也就走进了历史。现在月份牌年画已被列入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宣传画的兴起:
宣传画在中国的出现始于20世纪初革命运动和战争的需要，如商务书局1912年l月印制的辛亥革命宣传画、1927年国共第一次内战的宣传画、1931年的抗日战争爱国宣传画等等。
1937年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物资短缺，战乱连年等环境因素，宣传画及海报的制作大幅减产几近停顿，只有少数以木刻为主有着宣传作用的抗日爱国木刻版画和极为少量以彩色及单色印刷的抗日战争宣传画面世。这些宣传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抗日战争中，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激励了民族的抗日精神。也成了一个时代美术史上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范例。
20世纪30年代由鲁迅先生发起的中国新兴木刻版画，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上海蓬勃发展，后来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向全国蔓延，似星星之火燎原了整个中国大地，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新兴木刻版画也蓬勃发展了起来。在表现内容上，反映民众疾苦和要求民主政治的呼声，部分人民遭受的苦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遭遇和他们的反抗与呐喊。而以延安为代表的“红区”作品多是表现“红区”军民的战斗生活、生产建设和民主改革运动等。
1937年至1949年中国中共解放区的新兴木刻画，有了很大发展，其造型、激昂的情绪、鲜明的主题，而以呐喊、唤醒、鼓动、激发为特色的形象以及口号，用作宣扬抗日爱国的木刻作品(宣传画)，已深入到战时的人民生活中，为群众所支持和爱护，在宣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新中国宣传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群众中有广泛影响力的宣传画和版画、改良年画、连环画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中苏友谊下1951年4月3日，北京举行了《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社会非常重视首次在中国举办大型的苏联美术展览，而且也提供了学习苏联宣传画经验的机会。《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钟惦斐的《向苏联的美术家学习——苏联宣传画、讽刺画观后感》。特别指出：“这个展览会将帮助中国的绘画创作向前推进一步。尤其是其中为我们平时所不易见的许多宣传画，对于加强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绘画宣传工作，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的。”此后，苏联的经验和模式就成了中国宣传画的榜样，苏联的宣传画绘画技法和表现方式都影响了50年代中国宣传画创作。从抗日战争及延安时期的简朴鲜明的宣传画艺术风格，转化为以西画绘画的表现样式，画面构图严紧、色彩丰富、又讲究艺术性。
宣传画的社会作用与热潮:
建国之初50年代，宣传画在社会上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为了巩固政权和建设新社会及政治运动展开工作的需要下，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统一意志，组织力量，藉以提高群众对新政府推行的政策方针等资讯的认识，宣传画有效地担当了此任务。宣传画以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图文并茂易于理解、生产快成本底、运输展示方便，为社会发挥广大的作用。因应社会需求出版社雨后春笋般在各省市纷纷成立，并大量出版刊物，鼓舞着群众为和平自由、为建设劳动和幸福而奋斗。中国地域广阔及50年代资讯传播并不发达，而当时的国民教育并未普及社会上文盲占多数，宣传画以图像艺术形式进行宣传工作，成为那个时代最合适的传播方式。
1959年12月23日，由全国美协、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举办了《十年宣传画展览》，共展出政治宣传画175幅，电影宣传画21幅。展示了宣传画的创作非凡成就。由蔡若虹、邵宇、张光宇、古元、西野、邹雅、郁风、安林、王角、赵域、方菁、盛此君、沙更世、詹建俊、邵晶坤、王朝闻等40余人出席了会议，为宣传画的未来发展作出了贡献。据统计，1950年至1957年，共出版宣传画286种，印刷1653万份，1958年至1959年，共出版宣传画241种，印刷1134万份。从50年代末到至60年代初，在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社会运动中，宣传画配合群众运动而出现了高速发展期，在社会政治宣传工作中扮演重要的任务，于人民生活中发挥很大作用，并留下不少刻划时代经典作品。为满足社会政治需求所驱动下，大批纯绘画的画家转向了宣传画的创作，从事油画、国画、木刻、漫画、年画、等等的画家都参与了宣传画的创作，他们审慎地选择适合时代要求的题材，以不同的绘画专业特色提高了宣传画的艺术表达能力，出现了不少杰出优秀的作品。50年代至60年代初宣传画的风格，充满喜气洋洋、朝气蓬勃、理想浪漫、乐观向上的气氛。题材包括国家建设、保卫国土、和平友爱、劳动人民、工业及国防、妇女儿童形象、农村生活、闲暇及节庆、革命历史，以及国家领导人肖像等等。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因应当时政治需要，宣传画更是发展空前，在十年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掀起又一次大规模的宣传画创作高潮，并将宣传画的发行和张贴推到了极致。“文革”初期，宣传画除了政府机构的出版，各大院校、红卫兵、各区革命委员会、工厂、公社组织等等，也自发性参与了宣传画创作及自行在当地派发，宣传画在狂热的政治运动中出现了不少奇特怪异的作品。
“文革”初期的宣传画既是“红海洋”特色，寓意“革命化”，画面上使用大面积的红色或偏红色彩的习惯、处理造成极大视觉冲击力的效果，并绘制向日葵、红太阳、毛泽东语录，毛泽东头像图案等，“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气氛。为毛泽东权威捍卫毛泽东思想、烘托造反气氛造势等题材。
“文革”宣传画的政治要求特征“红光亮”。
“红”是描绘领袖、英雄人物和工农兵群众的形象要强壮健康，红光满面；
“光”是绘画技巧要求写实，逼真，光滑，工整；
“亮”是画面必须明朗，充满阳光感，干净、漂亮、鲜艳，作品的倾向性鲜明，格调高昂，必须突出正面人物和主题的战斗性。
宣传画的题材多围绕以毛主席、学习雷锋、革命红卫兵、斗争批判、模范英雄、上山下乡、工农业生产、样板戏等题材。宣传画的风格以激情热闹、热血沸腾、强劲有力、色彩鲜明为主，政治风格浓厚的宣传画。随着十年文革的结束，社会政治运动减少，宣传画的出版亦逐渐缩减。
宣传画的衰落演变:
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稳定繁荣，为宣传推行四个现代化政策，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题材多以建设现代科学、工业、农业、国防、文化道德、卫生教育和幸福生活等。改革开放新兴传媒在现代生活中的影响力不断加强，社会宣传工作在新兴传媒的加入下，宣传画已逐渐步入减产年代。90年代中国宣传画逐渐改用摄影和电脑合成设计取代绘画的表达手法，踏入20世纪多媒体世界，每年由政府出版用作社会政策宣传全国政策的宣传画已廖廖可数，宣传画已经演变为一种和广告、海报、招贴等同的类别。
中国宣传画的价值:
这些插图、宣传画及海报是中国的近代文化遗产。用视觉画像组成了我国的近代历史，生动活泼，艺术感染力强，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各方面题材。它们除了有历史价值、社会研究价值、艺术欣赏价值、近代印刷术的研究价值。宣传画也是中国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了各个时期创作背景所体现的社会风貌，是时代脤博的缩影。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但当人们用冷静的眼光重新欣赏研究中国宣传画的历史时，仍会从中得到启迪和教益。
欣赏美术、研究历史、弘扬文化！
中国海报网创办人
张忠尤
宣传画、招贴画、海报的分别:
宣传画又称招贴画，在西方称为海报。宣传画源于广告、海报、招贴，是20世纪初的产物。
“招贴”按其字义解释，“招”是指引注意，“贴”是张贴，即“为招引注意而进行张贴”。招贴的英文名字叫“poster”又名“海报”。广告词典里，poster 意指张贴于纸板、墙、大木板或车辆上的印刷广告，它是户外广告的主要形式，广告的最古老形式之一。招贴画、海报可分为公共招贴和商业招贴两大类，公共招贴以社会公益性问题为题材，商业招贴则以促销商品、满足消费者需要之内容为题材。宣传画则不同，它没有具体的商业要求，而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其艺术性服务于社会的需要。
宣传画与中国传统美术的关系:
以宣传画一样将图案印在纸上, 并贴在墙上传达讯息的中国古代昭告、招贴、及民间木版年画，其渊源可以上推至秦汉或更早的守护神门画、佛教画、驱鬼、避邪，旧称“纸画”、“纸片”与“画张”等。随著明代彩色版画套印技术的成熟发展促进了木版年画绘制与销行，推动明代中后期木版年画的流行。明清时期可谓是木版年画的鼎盛期，流行于各家各户到处张贴。年画的内容广范，多为庆年画、民间故事、祈福、神佛诞辰、山水书画等传统题材。
19世纪末一种以时事、政治变革、军事作战为素材的期刊式时事插图书开始流行，如1884年创刊的《点石齐画报》、1890年创刊的《飞影阁画报》和1905年创刊的《时事年画》等，以精彩易明的图像为主并加上简结的说明传达社会时事百态，成功吸引了民众的视线深受欢迎。此时因应时局及市场的需要，一些以时事新闻为题材及带有商业性质的木版及石印年画应运而生，而其内容，则与商业产品、各样新事物、清廷对外的战争及宗教宣传为题材。此时宣传画的类别已逐步成形。
印刷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
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始于唐朝（7世纪左右），至十三世纪以后印刷术流传往世界各地，到了十八九世纪，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工业革命中欧洲印刷术获得了突破性进展。19世纪的清末叶，西方传教士传入的石印及彩色石印平版印刷术和铅印印刷技术开始盛行。传统的木刻雕版制版方式，改为直接手绘石版上的制版方式，因此缩减了大量的制版时间，大大提高了印刷业的生产速度和成本的降低。20世纪初，照相铜锌版凸版印刷及照像凹版印刷技术的发展，机械化印刷在我国逐渐成为印刷业中的主流，从而为印刷出版事业的繁荣给宣传画及海报的广泛发展提供了条件。
中国的广告海报月份牌年画的兴起:
20世纪初歩入民国时期（1912年至1949年），西洋商品文化进入中国，市场需要大量的广告海报促销推广。帯动上海商品广告“月份牌广告画”和方兴未艾的电影海报，在20至40年代的商品广告艺术成为鼎盛时期。
据介绍，清光绪9年(1883年)由上海《申报》馆印送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发源于上海，盛行于民国十至三十年间。
清末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五口通商，西洋商品文化进入中国，市场需要大量的广告海报促销推广。早期的题材以中国传统国画和木版年画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带有中国民俗风味的图案作题材，并印上二十四节气或中西月历对照表及产品的名称和商号，用石版印刷大量生产，随洋货一道送给顾客，遂获得了老百姓的认同，这就是早期的老月份牌年画。
当时引发月份牌做广告的中外厂商，为数甚多，占据首位的是英美、南洋兄弟和华成三家烟草公司，其次是保险业，还有一些经营化学染料的洋行、煤油、电池、肥皂、蚊香、医药，各行各业。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也开设了一批商号同洋行竞争，老月份牌广告画的流行由此开创了一种新的画种，擦笔水彩画技法。这种技法画出来的人物光鲜、富有立体感，给人以真实可触摸的感觉，极适合表达女性丰满、秀丽的阴柔之美。月份牌画题材开始以美女形象为主，其他亦有历史掌故、民间传说、摩登生活等。
月份牌的盛行，成就了一批专业从事月份牌年画绘制的画家，周慕桥、李小章、赵藕生、郑曼陀、谢之光、周柏生、徐咏青。杭穉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李慕白……..等等，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特别的一页。后来随着摄影技术的逐渐发展，月份牌也就走进了历史。现在月份牌年画已被列入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宣传画的兴起:
宣传画在中国的出现始于20世纪初革命运动和战争的需要，如商务书局1912年l月印制的辛亥革命宣传画、1927年国共第一次内战的宣传画、1931年的抗日战争爱国宣传画等等。
1937年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物资短缺，战乱连年等环境因素，宣传画及海报的制作大幅减产几近停顿，只有少数以木刻为主有着宣传作用的抗日爱国木刻版画和极为少量以彩色及单色印刷的抗日战争宣传画面世。这些宣传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抗日战争中，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激励了民族的抗日精神。也成了一个时代美术史上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范例。
20世纪30年代由鲁迅先生发起的中国新兴木刻版画，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上海蓬勃发展，后来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向全国蔓延，似星星之火燎原了整个中国大地，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新兴木刻版画也蓬勃发展了起来。在表现内容上，反映民众疾苦和要求民主政治的呼声，部分人民遭受的苦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遭遇和他们的反抗与呐喊。而以延安为代表的“红区”作品多是表现“红区”军民的战斗生活、生产建设和民主改革运动等。
1937年至1949年中国中共解放区的新兴木刻画，有了很大发展，其造型、激昂的情绪、鲜明的主题，而以呐喊、唤醒、鼓动、激发为特色的形象以及口号，用作宣扬抗日爱国的木刻作品(宣传画)，已深入到战时的人民生活中，为群众所支持和爱护，在宣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新中国宣传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群众中有广泛影响力的宣传画和版画、改良年画、连环画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中苏友谊下1951年4月3日，北京举行了《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社会非常重视首次在中国举办大型的苏联美术展览，而且也提供了学习苏联宣传画经验的机会。《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钟惦斐的《向苏联的美术家学习——苏联宣传画、讽刺画观后感》。特别指出：“这个展览会将帮助中国的绘画创作向前推进一步。尤其是其中为我们平时所不易见的许多宣传画，对于加强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绘画宣传工作，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的。”此后，苏联的经验和模式就成了中国宣传画的榜样，苏联的宣传画绘画技法和表现方式都影响了50年代中国宣传画创作。从抗日战争及延安时期的简朴鲜明的宣传画艺术风格，转化为以西画绘画的表现样式，画面构图严紧、色彩丰富、又讲究艺术性。
宣传画的社会作用与热潮:
建国之初50年代，宣传画在社会上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为了巩固政权和建设新社会及政治运动展开工作的需要下，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统一意志，组织力量，藉以提高群众对新政府推行的政策方针等资讯的认识，宣传画有效地担当了此任务。宣传画以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图文并茂易于理解、生产快成本底、运输展示方便，为社会发挥广大的作用。因应社会需求出版社雨后春笋般在各省市纷纷成立，并大量出版刊物，鼓舞着群众为和平自由、为建设劳动和幸福而奋斗。中国地域广阔及50年代资讯传播并不发达，而当时的国民教育并未普及社会上文盲占多数，宣传画以图像艺术形式进行宣传工作，成为那个时代最合适的传播方式。
1959年12月23日，由全国美协、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举办了《十年宣传画展览》，共展出政治宣传画175幅，电影宣传画21幅。展示了宣传画的创作非凡成就。由蔡若虹、邵宇、张光宇、古元、西野、邹雅、郁风、安林、王角、赵域、方菁、盛此君、沙更世、詹建俊、邵晶坤、王朝闻等40余人出席了会议，为宣传画的未来发展作出了贡献。据统计，1950年至1957年，共出版宣传画286种，印刷1653万份，1958年至1959年，共出版宣传画241种，印刷1134万份。从50年代末到至60年代初，在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社会运动中，宣传画配合群众运动而出现了高速发展期，在社会政治宣传工作中扮演重要的任务，于人民生活中发挥很大作用，并留下不少刻划时代经典作品。为满足社会政治需求所驱动下，大批纯绘画的画家转向了宣传画的创作，从事油画、国画、木刻、漫画、年画、等等的画家都参与了宣传画的创作，他们审慎地选择适合时代要求的题材，以不同的绘画专业特色提高了宣传画的艺术表达能力，出现了不少杰出优秀的作品。50年代至60年代初宣传画的风格，充满喜气洋洋、朝气蓬勃、理想浪漫、乐观向上的气氛。题材包括国家建设、保卫国土、和平友爱、劳动人民、工业及国防、妇女儿童形象、农村生活、闲暇及节庆、革命历史，以及国家领导人肖像等等。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因应当时政治需要，宣传画更是发展空前，在十年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掀起又一次大规模的宣传画创作高潮，并将宣传画的发行和张贴推到了极致。“文革”初期，宣传画除了政府机构的出版，各大院校、红卫兵、各区革命委员会、工厂、公社组织等等，也自发性参与了宣传画创作及自行在当地派发，宣传画在狂热的政治运动中出现了不少奇特怪异的作品。
“文革”初期的宣传画既是“红海洋”特色，寓意“革命化”，画面上使用大面积的红色或偏红色彩的习惯、处理造成极大视觉冲击力的效果，并绘制向日葵、红太阳、毛泽东语录，毛泽东头像图案等，“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气氛。为毛泽东权威捍卫毛泽东思想、烘托造反气氛造势等题材。
“文革”宣传画的政治要求特征“红光亮”。
“红”是描绘领袖、英雄人物和工农兵群众的形象要强壮健康，红光满面；
“光”是绘画技巧要求写实，逼真，光滑，工整；
“亮”是画面必须明朗，充满阳光感，干净、漂亮、鲜艳，作品的倾向性鲜明，格调高昂，必须突出正面人物和主题的战斗性。
宣传画的题材多围绕以毛主席、学习雷锋、革命红卫兵、斗争批判、模范英雄、上山下乡、工农业生产、样板戏等题材。宣传画的风格以激情热闹、热血沸腾、强劲有力、色彩鲜明为主，政治风格浓厚的宣传画。随着十年文革的结束，社会政治运动减少，宣传画的出版亦逐渐缩减。
宣传画的衰落演变:
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稳定繁荣，为宣传推行四个现代化政策，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题材多以建设现代科学、工业、农业、国防、文化道德、卫生教育和幸福生活等。改革开放新兴传媒在现代生活中的影响力不断加强，社会宣传工作在新兴传媒的加入下，宣传画已逐渐步入减产年代。90年代中国宣传画逐渐改用摄影和电脑合成设计取代绘画的表达手法，踏入20世纪多媒体世界，每年由政府出版用作社会政策宣传全国政策的宣传画已廖廖可数，宣传画已经演变为一种和广告、海报、招贴等同的类别。
中国宣传画的价值:
这些插图、宣传画及海报是中国的近代文化遗产。用视觉画像组成了我国的近代历史，生动活泼，艺术感染力强，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各方面题材。它们除了有历史价值、社会研究价值、艺术欣赏价值、近代印刷术的研究价值。宣传画也是中国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了各个时期创作背景所体现的社会风貌，是时代脤博的缩影。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但当人们用冷静的眼光重新欣赏研究中国宣传画的历史时，仍会从中得到启迪和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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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尤
老月份牌广告画简介
老月份牌广告画，又称老月份牌年画，由中国特有的民间传统美术形式年画演变而成。画上附有年历表、岁时节气的新式年画，突出了月份的作用，以后称它为“月份牌”。因其观赏与实用俱佳，颇受民间的欢迎，风靡流行于大江南北全国各地，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年画分支。它起源于上海。自晚清开埠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开设公司，带动了上海商业的发展与兴盛，西洋商品文化进入中国，进而催生了月份牌广告宣传模式，藉以提升商品的竞争力与销售量，使“月份牌广告画”海报和方兴未艾的电影海报在20世纪民国时期盛行。
老月份牌广告画成为了民初时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鼎盛于20世纪20至40年代，没落于20世纪50年代。据介绍，现存所见最早的老月份牌是清光绪9年(1883年)由上海《申报》馆印送的《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是现存所见最早的“月份牌”，现收藏于上海图书馆。老月份牌广告画记录着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一种文化，对中国近代史、绘画史、商业史及影视业等都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清末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五口通商，西洋商品文化进入中国，市场需要大量的广告海报促销推广。洋商起先从国外运来了一批西方文化的画片招揽顾客，以表现静物、圣母形象、风景等题材为主，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中国百姓反映冷淡。洋商就逐渐想出入乡随俗的办法。开始学习中国商号将中国传统国画和木版年画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带有中国民俗风味的图案作题材，并印上二十四节气或中西月历对照表及产品的名称和商号，用石版印刷大量生产，随洋货一道送给顾客，遂获得了老百姓的认同，这就是早期的老月份牌年画。
当时引用月份牌做广告的中外厂商，为数甚多，占据首位的是英美、南洋兄弟和华成三家烟草公司，其次是保险业，还有一些经营化学染料的洋行、煤油、电池、肥皂、蚊香、医药，各行各业。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也开设了一批商号同洋行竞争，老月份牌广告画的流行由此开创了一种新的画种，擦笔水彩画技法。
老月份牌广告画最初有中国传统绘画和西方绘画两种，融合了传统国画的技法及年画的形式和题材与西方的素描明暗、水彩透丽和油画写实画法。形成了一种集传统工笔画、西方水彩画和擦炭画照相技法的混合画法。这种擦笔水彩画法由郑曼陀(1888–1961)于1914 年首创，是用线描的手法先勾出人物的轮廓和造型，以黑白明暗用毛笔或纸及布料上蘸上炭精粉在纸上反覆摩擦，淡化线条和笔触，将明暗交界线钝化，擦出淡淡的质感，然后用水彩层层敷染。这种方法画出来的人物光鲜、富有立体感，给人以真实可触摸的感觉，极适合表达女性丰满、秀丽的阴柔之美。民国的老月份牌画题材多以美女形象为主，其他亦有历史掌故、民间传说、摩登生活等。年历的下方或两边多印有商品商号及商标，以收宣传之效。战前的月份牌画流行印于海报般大小的2开纸张上，并在画的下方或背面配印上年历，有些则印上公司成立的历史。
20世纪初柯式印刷尚未普及之时，老月份牌多以石印技术制作。于1876年中国最先采用石板印刷技术的是上海徐家汇的土山湾印书馆，1902年上海开始有彩色石印，1910年发展至三色版印刷，此印刷方法失真率低，可以保持原画的韵味，既鲜艳明亮，又精致美观，石版印刷的月份牌精美但成本较高。1911年上海英美烟草公司采用了小胶版印刷机，20世纪20年代，上海出现最早的彩色影写版。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提高，创新的擦笔水彩画法以及精美彩色印刷技术，成为推动老月份牌画迅速发展并盛行的重要资源。
老月份牌的盛行，成就了一批专业从事老月份牌年画绘制的画家，周慕桥、李小章、赵藕生、郑曼陀、谢之光、周柏生、徐咏青。杭穉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李慕白……等等，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特别的一页。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需要推动新政，作为推广政策最有力的宣传画得到新政府的支持，取代了老月份牌画的地位，走进了历史。现在老月份牌年画已被列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的重视和支持下，保育工作的开展定能传承这项艺术的保护和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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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尤
民间年画简史
年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民间艺术，它的发展和版画及雕版印刷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民间版画的一种，早期以手工彩绘为主，继后宋代开始多雕刻于木板（称为木版年画），印在白纸或红色等彩纸上。是迎合人们祈求敬拜、欢庆年节、装饰环境的需要而制作的。题材多是祝愿、祈福、自勉、教化之类。
年画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远古时期的自然崇拜观念和神灵信仰观念，由此发展出祈求敬拜的民间习俗，并伴随着新春节日祈祷丰收、祭祀祖宗、驱妖除怪的活动在门窗上张贴年画，每年更换一次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民间特殊的象征性装饰艺术。据古代文献《通典》所记载年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的原始宗教。旧称“纸画”、“纸片”与“画张”等，明代叫“画贴”，清代道光年间始称为“年画”。
汉代
年画的产生早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最晚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民众每年除夕就有在门上直接绘画图画以驱邪避害的风俗，在门上绘画名为“神荼、郁垒”两位神门及神虎画像，这是年画的前身。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中谓：上古时期有神荼郁垒昆弟二人，能看管百鬼。十二月岁竟乃画神荼郁垒，并且挂于门前来辟邪。蔡邕《独断》所记，反映了汉代岁末腊月的一段过年风俗。当时人们不解患病之根源，以为有鬼魅作祟，故在新年将临时，先把屋子打扫干净，清理环境垃圾，然后画神荼、郁垒门神，悬挂苇索，以便擒住恶害之鬼去喂虎。汉代这一除夕贴门神的民俗活动，及岁末打扫屋内和整理环境卫生、在今天农村仍有保留。
南北朝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在门上贴画鸡的风俗，见梁朝宗懔撰《荆楚岁时记》所载：“正月一日，贴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不仅反映了当时春节之际有在“画鸡”的门画，而且还是“贴画鸡户上”，证实了南北朝时已有单幅纸或绢的门画出现。
晋朝王嘉在其《拾遗记》中讲述了门上贴画鸡的缘由：远古时代，尧在位之时，有碉支之国进献了一只双瞳眼睛的鸟，状如鸡，鸣似凤，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羣恶不能为害。这种鸟有时一年来几次，有时几年不来。它不来的时候，人们就用木、铜刻铸成它的形状，置于门户之间，魑魅丑类看见后就会受惊而趴伏纷纷骇退。
唐代
唐代的灶君又称灶王或灶君皇帝，灶君神像上大都还印有一年的日历，上书“灶君神位”、“东厨司命主”、“人间监察神”、“一家之主”等文字，以表明灶神的地位；两旁贴上“上天言好事，回府降吉祥”的对联，以保佑全家老小的平安。灶君是中国神话中主掌厨房和饮食的神，另有专司监察民众善恶与防备火灾的职能，其像有男性神和男女神同座，供奉在家中灶神神位上。唐代另一个永恒题材——“钟馗”。钟馗和门神的职责都是防范鬼魔病邪入内，以免伤人害物，不利民生。 誓除人间一切鬼祟邪魔。
宋元
宋元的年画泛称“纸画”或“纸画儿”，有版印和手绘两种。宋代已有了木版雕印的年画在市场上出售，改变了完全用手绘的状态。这类年画在使用上都是一年一换，而且粘贴在居室的固定位置上，宋代城市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商业繁荣，城市生活丰富多采，促进了年节民俗艺术的发展。宫廷和民间都需要富有节日特色的绘画装堂饰壁。题材有风俗、仕女、娃娃、戏曲等。如《耕织图》、《三元报喜》《四方进宝》、《财库之门》、《大过新年》、《阖家欢庆》等等风俗画。
由于手工绘制作品深受欢迎而绘制速度较慢，于是，刘宗道等民间艺人便创造出“底样”摹拓法，用一份手稿摹拓数百份画，上市出售。这种底样摹拓技法，在清末苏州、绵竹、杨柳青画坊里，仍一直流传着。随著明代中后期版画的兴盛，彩色套印技术的成熟大大促进了木版年画的绘制与销行。
明代
明代中后期到清代（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是中国民间木版年画的鼎盛发展时期，民间年画经过历史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明代是中国书籍版画的盛期，书商们在营业上互相竞争，印刷力求精美，特别是社会广泛需要的通俗读物、小说戏曲之类，都附有插图，至十六世纪时套色印刷技术也成熟起来，可以非常便捷地大量印出彩色图画，最先是应用于文人使用的诗笺信纸，后来引进到年画的印制，从此可以较低廉的成本大量生产色彩绚丽的年画，十分有利于年画的普及和提高。
明朝改变了元代那种调拨各地工匠到京都为奴役的剥削方式，由此可以自由积极地参于创作生产，各地吸收了民间文化的精华元素，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民间木版年画风格。如著名的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和朱仙镇木板年画等，是我国四大木版年画。明朝出现的题材，大多成了庶民家家户户普遍要求和希望的写照。人物画多吉祥题材，如 《南极仙翁》、《王母图》、《三星寿意图》、《八仙庆寿图》、《万象同春图》、《天女散花图》、《苏武牧羊图》、《四妃十六子图》。明朝是小说传奇及戏曲杂剧等民间流行读物繁盛的时代，而且所刊之剧本、通俗小说几乎无一不附插图，对年画艺术颇有影响，而《养正图解》、《方氏墨谱》、《图绘宗彝》等以图为主的版画艺术涌现出来后，可称达到黄金时代。
清代
年画在清代进人鼎盛期。康、干年间国泰民安的社会局面，为年画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俗小说的风行，又为大量的年画作坊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康熙时期，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教育及统治，他制定并颁布了六条标准，制成教民榜，到处刻版张贴，这六条“圣旨”，一、孝顺父母，二、尊敬长上，三、和睦邻里，四、教训子孙，五、各安生理，六、毋作非为。符合民族道德观念，深受欢迎。这就是清初年画题材中教义内容受到推崇的原因。 《孝义一门旌》、《昭君和番图》、《二十八宿闹昆阳图》、《班超赏月图》图。
康熙和乾隆年间的《耕织图》甚多，《庄家忙》、《渔樵耕读》、《五谷丰登》。 此外，《福寿康宁》、《葫芦万代》、《四季平安》、《榴开百子》、《金男玉女满堂欢》等美人娃娃年画的大量出现，构成此时期的年画题材特征，也是人民厌恶战争、盼望“国泰民安”、不再流离失所的思想反映。
乾隆承康熙雍正之治而成太平盛世，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从内廷供奉徐扬绘制的《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苏繁华图》)和李斗撰写的《扬州画舫录》中，可以看到当时苏州、扬州和南京等地工商业发达、民间工艺美术繁荣的景况。民间年画艺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了一个空前未有的黄金时代。清朝乾隆年间，作品的绘刻技艺之水准，刷印之品质，版图尺幅之宽大等等，皆非后世印制者所能及。这一点可以从当今尚遗留于国内外的天津杨柳青和苏州桃花坞年画中得以证实。
在表现形式上，由于受到利玛窦和朗世宁等传人的西洋绘画风格的影响，西方明暗透视技法在年画创作中得到应用，有的作品在画面上还刻印上了“仿泰西笔意”等字样，年画也因此成为清代西风东渐的一个窗口。
晚清时期的年画，咸丰到宣统(1851—1911)六十年间，自从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外国侵略势力加强对华扩张，国内反清起义也接连不断，加剧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崩溃。
在此错综复杂的年代，社会激变的情景，在美术领域里以年画的反映最为及时，年画题材内容和构图形式都有了新的变化。呈现光怪陆离的状况作品五花八门，繁复异常。有讥讽清朝腐败，官僚文化低下无能的；又有歌颂“扶清灭洋”，赞美反抗侵略的清朝官将的。既有描画百姓暴乱，群起抢劫当铺的；又有劝人安分守己，勤劳致富的。有的题材刻画了办学堂，提倡新学，主张维新民主，美化慈禧太后之作。有介绍西方物质文明和新鲜事物的，又有嘲笑洋人风俗习惯者。有画美人吸毒品的，又有提倡文明，宣传鸦片之害的劝诫之作。有幻想“天赐黄金”、“财神送宝”，希望坐等暴富的题材，又有讲渔业之利，勤劳可以行行得利的。
晚清年画除了传统题材以外，其余作品明显沿着两类主题发展。一类是描写反抗列强侵略、提倡爱国的年画；另一类是以表现租界新事、新物、新景为内容的作品。这些用传统的形式表现社会新闻的年画，是其他美术品类中鲜见的，可谓一大创举，堪称年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因此而成为反映当时历史和民俗的珍贵的形像资料。
晚清年画题材内容丰富作品五花八门，如: 太平天国与年画《曾国藩克服南京城》、反帝内容的年画《法人求和》、幽默讽刺年画《捉拿康有为》、维新启蒙年画《女子自强》、新鲜事物年画等《苏州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洋人赛马图》题材。反映旧城新貌的交通工具、新式礼仪，无不令其感到新奇奥妙，耐人玩味。这类题材刷印发行之量，难以统计。如今上列各种年画之原版，几乎无一幸存。目前所见都是当时刷印之品，或后来翻印者。其内容在今日看来虽然已不足为奇并已褪色，然而它的存在价值仍不容忽视。
民国
鸦片战争(西元1840年)后，中国社会发生极大变化。显著的一点是：中国屡遭外国的欺侮，每次反抗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开辟租界，缩小了祖国版图，加重了农民负担。因此引起了农民起义和反抗帝国主义者侵略战争。晚清的民间年画特点，恰好反映了这一时人民发奋图强，力御外侮的精神。如《法人求和》、《捉拿倭、俄奸正法》、《炮打日本国》、《小儿怒》、《女子爱国》等。反映农民起义的，如太平天国《张嘉祥投降巧刺馆维》，义和团反帝的《炮打西什库》等等。此外也有些介绍西方民俗风情的，如《外国人做亲》、《法界马路图》等。这些描写现实社会和时事战争、反帝侵略战争的年画，在当时确实起了唤起人民觉醒，促进了反抗清朝腐朽统治作用，又为推进辛亥革命作宣传，形成了其他画种所难有的特色，也为中国绘画史增加了新的篇章。
当时在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下，城乡弃农经商的地主大户不断涌向新开辟的商埠，买卖财富，发财还家的年画大量出现。如民国初年山东潍坊印刻的《人财两旺》、《黄金万两》、《元宝成山》都说明瞭发财致富的思想要求，它代替了过去《五谷丰登》、《渔家欢乐》等画题材。此时人民大众喜爱的通俗小说和神话与传说人物的题材，仍是年画作坊不断翻刻的画样，如《三国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以及《麟麟送子》、《群仙祝寿》、《三星高照》等，各地年画中都曾反复出现。
辛刻革命推翻了腐败的封建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选举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全国各地同胞无不欢欣鼓舞。反映这次重大变革的辛亥革命年画，陆续在各地作坊绘刻印行。如福建漳州刻印的《革命大戏武昌城》，苏州桃花坞彩印的《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山东平度刻印的《炮打南京》，安徽芜湖刻印的《民国军女大元帅攻打北京》，天津杨柳青印绘的《五族共和，南北统一》等，都是歌颂这一次革命推翻了数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很有时代气息和历史价值的珍品。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接着又有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以及日、德在我国青岛开战……这些社会不安，人民涂炭的国家大事，在各地民间年画中，一一刻画出来，它充分体现了民间木刻年画艺术的高贵价值。辛亥革命前，曾有进步人士彭翼仲在《京话报》上提倡年画改良，主张刊印些维新思想内容的年画；辛亥革命后，直隶巡按使天津教育司以石印油墨印刷方法，印制了一些“改良年画”。有《破除迷信》、《阿豺》(教育人民团结对敌)、《信实》等二十多种。从此天津开始有了石印年画出现。
这类石印年画的题材，全都是从木版年画中汲取而来，但开幅较小，售价亦廉，在当时农村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的情况下，木版年画市场渐被廉价的石印年画占领，各地木版年画作坊惟有刷印门神、灶王等，以应新年时民间风俗点缀年华之需。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农村在敌人炮火下，大部分已化为焦土，千百年发展下来的民间木版年画艺术，到此已奄奄一息。继之而起的是抗日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的美术家们，他们为了祖国早日恢复光明，配合抗日军民刻绘了不少鼓舞战士的年画。如韩尚义、彦涵等刻的《抗战门神》等等，为今天新年画并辟了一条新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国家曾实行抢救和保护包括年画在内的传统工艺美术，但并没有延续多久，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的“破除迷信”、反封建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文革，创作与生产停顿，对传统木版年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发展停顿。
1954年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年画发展史略》，作者阿英。此书之辑成，是由博惜华提供了苏州桃花坞的年画图版，王树村提供了天津杨柳青清代早期的年画资料和部分文字。其中桃花坞的图版，大都见于《支那古版画图录》。文字部分不分章节，内容以叙述桃花坞和杨柳青年画为主，也谈到了一些山东潍县年画和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年画发展概况。是中国美术史上第一本中国年画略史著作。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快，商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旅游业的冲击，传统民俗的变异，传统年画处于濒于灭绝的边缘。2003年开展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和当前制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工作的开展，重新使十几个民间传统年画产地的仅存的作坊和民间艺人得到了重视和支持下，保育工作的开展定能传承这项艺术的保护和流传。抢救和保护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参考资料:
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年画
作者：阿英《中国年画发展史略》北京: 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1954
作者：王伯敏着《中国版画史》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1
作者：薄松年编选.《中国民间年画选》 江西美术 1990.
作者：王树村《中国现代美术全集. 年画 1 及 2》1998
作者：王树村《中国年画史》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发行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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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尤
欧洲人笔下的中国 - 西方艺术文化在中国
中国约于十七世纪的晚明至清初期间开始与法国正式的官式接触。法皇路易十四（一六四三至一七一五）登位以后，积极扩张海外势力，派遣传教团到远东进行政治和经济活动。法国的首个使节团于一六八八年抵达北京，大部分的成员为耶稣会会士，他们皆是当时一流的数学家和科学家。
他们到达中国以后，因着丰富的学养而受到清廷的重用，特别是康熙（在位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和乾隆（在位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两朝。
康熙晚年，来华的义大利神父马国贤（一六八二至一七四三）向清帝展示欧洲的铜版画。康熙对此甚感兴趣，因此下令他刻制《御制避暑山庄图咏三十六景》和《皇舆全览图》。他的孙子乾隆更命宫中的传教士们创作大型历史纪实的铜版组画，记录清朝对外的政治、军事行动。
这些传教士大多精通宗教神学，又具有自然科学知识，西方的天文、地理、历法、科学技术和艺术也在此时引入中国。其中一些人还兼擅绘画，成了供奉内廷的外籍画家。比较著名的有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安德义（Joannes Damaseenus）、贺清泰（Louisde Poerct）、潘廷章（Joseph Pangi）、马国贤（Matteo Ripa）等，其中以郎世宁、王致诚和艾启蒙三人最具影响。
著名的三位外籍画家
郎世宁(西元1688-1766) 原名Giuseppe Castiglione义大利人，原名朱赛佩·伽斯迪里奥内。生于米兰的圣马塞兰诺（San Marcellino） 。青年时期随卡洛科纳拉（Carlo Conara）学习绘画与建筑， 1707年十九岁时加入热那亚耶稣会，开始他的助理会士生涯。刚开始只为义大利的教堂画壁画。1714年居往在葡萄牙里斯本及科英布拉，几年后对中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趣，1715年前往中国。期间曾于澳门学习中文，并以“郎世宁”作为汉名。于清康熙帝五十四年(1715年)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中国传教，由马国贤引见康熙帝，进入宫廷供职，官封三品。
雍正元年(1723)随即入宫，成为宫廷画家。1729年曾帮助年希尧出版一本介绍西方透视学的著作－《视学》，为中国第一部透视学专著 。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为郎世宁举行七十岁的祝寿仪式，证明他在宫中颇受礼遇及恩宠。乾隆三十一年十月十日(1766)郎世宁病逝于北京，历任康、雍、干三朝。
康熙时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4年来京，被康熙以艺术家的身份召进宫中，为康熙皇帝效力仅七年，作油画和学习中国笔墨，同时传授油画技法，培养徒弟，其徒弟有张为邦、林朝楷等十四人。
雍正时期：郎世宁用中国笔颜色在绢地上画出有立体感的物品，此时的郎世宁经七年摸索，已经掌握了清帝可以接受的中西融会新画法，这就是立足西法，参用中法的郎世宁新体画。这种郎体贯穿于雍正朝始终。
乾隆时期：中西画家合笔之巨制，构图，“御容”都由西方画家承担。中西绘画融会一图。用焦点透视法而又设第二主点，类似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御容”肖像是以西法为主参酌中法的郎世宁肖像画法，有的景物用不甚明显的明暗法，其余人物，山水，树石用中国传统画法。
王致诚（1702—1768），又叫巴德尼或王之臣，原名Denis Attiret，法国人,生于穆瓦朗（Moirans） ，1738年来到中国，加入北京法国耶稣会传教团，成为乾隆、嘉庆时的宫廷画家。他擅长人物、肖像、走兽，《十骏图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画乾隆的十匹骏马坐骑，采用西洋画法，笔法工细缜密，造型准确，姿态各异，骏马的皮毛极富质感，而树木坡石则采用中国传统笔墨技法，与骏马协调一致。王致诚的绘画作品流传下来的极少，《石渠宝笈》只著录了《十骏图册》一件，他是我们瞭解王致诚的绘画面貌和艺术成就的唯一实物。若将其《十骏图册》，与以擅长于画马而闻名清代画坛的郎世宁笔下的《八骏图》 和《十骏图》仔细对照，则会发现，王致诚的“艺术水准确实不逊于郎世宁”。
艾启蒙（1708—1780），号醒庵，原名Ignace Sickelpart ，生于波西米亚（今属捷克斯洛伐克），年轻时加入欧洲天主教的耶稣会，1745年（乾隆十年）来到中国，取汉名艾启蒙，同年进入清宫廷供职。乾隆三十年（1765年），艾启蒙与郎世宁、王致诚、安德义等人奉命完成了一套反映平定新疆准噶尔部达瓦齐及维吾尔族大小和卓木等少数贵族叛乱的组画，艾启蒙画了其中《平定伊犁受降》一图的草稿。这组共十六幅名为《乾隆平定西域战图》的稿本被送往法国，由法兰西皇家艺术院刻制成精美的铜板画。《石渠宝笈》列有艾启蒙画作计九件。他曾画乾隆乘坐宝马《八骏图》和西洋纯种猎犬《十骏犬图》，从侧面反映了乾隆时期祖国统一和中外文化交融的情景，极为珍贵。《清史稿》卷 504《列传三•艺术•唐岱传》载：艾启蒙的绘画技艺“亚于郎世宁”。
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乾隆皇帝特地赐宴为已达古稀之年的艾启蒙祝寿，赏给丰厚的物品，并赐一御题“海国耆龄”匾额。宴后，艾启蒙乘坐八台肩舆，巡游京城，随从官员和乐队无数，荣耀至极，一时颂为美谈。三年后，艾启蒙病逝于北京，终年七十三岁。
1736年乾隆即位。正是清王朝国力最强盛之时。清朝先后平定新疆准噶尔部达瓦齐及回部大和卓木、小和卓木的叛乱，胜利管来了西北边境的安定。乾隆以显示他的“十全武功”决定制作铜版画，流存于世，以作纪念。
其中一幅名为《平定伊犁受降》的铜版画中，为后人记录的是1755年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后的史实。画面描绘了大军抵达伊犁后，准噶尔部众载道欢迎的场面。他们“有牵羊携酒，迎叩马前者；有率其妻子，额手道旁者”。威武雄壮的清军马队佩带弓箭从山谷林木中列队进入一片空地，欢迎民众里有乐队在吹奏乐曲，情绪甚为欢快。远景中尚有众多蒙古族牧民牵携马匹、骆驼及物品渡河来归。
《凯宴成功诸将》这幅画描绘的是乾隆在大内西苑中的紫光阁设宴庆功的场面。在当时的庆功会上，西征中立有战功的傅恒、兆惠、班弟、富德、玛常、阿玉锡等100多人的画像被置于紫光阁内，以示表彰。这些有功将士的画像有的一直留传至今，其中一些已经流至海外，成为欧洲一些博物馆的珍藏。
这套铜版组画名为《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是清朝乾隆皇帝以西洋素材，由宫内西洋画家设计、继而送到巴黎雕成铜版和印刷，见证了中、法艺术结合的成果。
1762年，乾隆命义大利画家郎世宁传教士起草《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的小稿16幅，1765年四位欧洲画家奉命每人绘制正式图稿一幅。组画共16幅，每幅纵55.4厘米、横90.8厘米，纸本印制。这4幅图稿是郎世宁画的《格登鄂拉斫营》、王致诚画的《阿尔楚尔之战》、艾启蒙画的《平定伊犁受降》和安德义画的《呼尔满大捷》。同年5月，乾隆亲自审阅已经完成的4幅图稿颇为满意，并规定画家，其余的12幅底稿，分三次绘制呈进。
图稿完成后，乾隆皇帝决定将它送往欧洲制作成铜版画。而当时并未指定由哪一国制作，负责此事的广东粤海关官员，原先打算把图稿送到英国去。此时欧洲耶稣会驻华会长正在广州，他是法兰西人，便在广东总督面前力陈法国艺术为欧洲之冠，主张将图稿送往巴黎制作成铜版画。经过皇帝的同意，4幅图稿，还附有乾隆上谕的拉丁文及义大利文译本，还有郎世宁的一封制作要求的信件被送往法国。随后由当时与外国人做生意的广州十三行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接洽承办此事。为此双方订立了契约，这份契约的法方文本，现在由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收藏着。
4幅图稿送到法国后，受到法国有关部门的重视。法兰西皇家艺术院院长马立涅侯爵亲自负责过问此事，委托柯欣负责，挑选了雕版名手勒巴、圣·奥本、布勒弗、阿里默等7人分别制作。
《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的其余12幅图稿也随后于乾隆31年（1766年）分三批送往法国。雕版印制工作前后进行了7年之久，其间清内务府曾让广东海关催问过多次。到乾隆35年（1770年）10月，广东海关接到从欧洲海运来的第一批铜版画。
一直到乾隆38年（1773年），16幅铜版画各印200张，连同原图稿及铜版原版才全部运抵中国。这套铜版画从起稿到最后完工，历时11年。这套《平定准部回部战图》送抵北京后，乾隆皇帝十分满意。
一幅做成镶金边的玻璃镜框的形式，送给中国皇帝，根据乾隆皇帝的命令此图悬挂于宫中。这200套《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在乾隆后期已经陆续散出清宫。1784年，皇帝下令把《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分送给全国各地的行宫、皇家园林和寺庙保存陈设；同时对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等呈进图书较多的私人藏书家，也得到了《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的赏赐。宁波天一阁所藏的这批铜版画可能也是这样得来的。目前这套《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在海内外的若干博物馆、图书馆及私人手中均有收藏。
铜版画的原版，现在收藏在德国柏林的国立民俗博物馆中，那是1900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从大内西苑紫光阁中掠去的。
清代乾隆时的宫廷铜版画除了《圆明园图》册20幅外，其余均为“战图”，计有《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册16幅、《乾隆平定两金川战图》册16幅、《乾隆平定台湾战图》册12幅、《乾隆平定苗疆战图》册16幅等6组共62幅之多。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12幅为一组的《乾隆平定台湾战图》，这套组画反映的是乾隆年间，清军镇压台湾林爽文反叛的历史事件。12幅组画，每一幅上并无图名，而且，画面上也印有乾隆皇帝的题诗。具有明显的中国绘画风格，体现了传统中国绘画的手法。由此，人们推断这一组铜版画很可能出自中国艺匠之手，如果这样的话，就说明中国的艺匠很可能已经消化了技术性很强的铜版画制作技法，而当时的清宫内也极有可能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用以腐蚀铜版画的工作室。这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铜版画起源
铜版画起源于欧洲，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早期的铜版画被称之为“线”的艺术，德国画家丢勒以精湛的铜版画技巧和超凡脱俗的艺术才华使铜版画从复制领域分离。
铜版画是15世纪起始在欧洲的印刷术，工艺以铜板为材料，用腐蚀法先在铜板上涂上防腐蜡，用刀或针将画稿刻上，然后用酸液腐蚀，刻去防腐蜡处即成凹印版，印刷时油墨填进凹线中，并拭去印版上的余墨，经滚筒压力，凹线中油墨即印到纸上。铜版画黑白对比强烈细腻，古朴庄重、立体感强，更有水彩画油画无法替代的韵味。铜版画艺术也因典雅、庄重和固有的品质特征被推崇为名贵的艺术品类。
此外，乾隆时期有好几位外籍传教士画家在内廷供职，他们精于油画，擅写肖像，常替皇室绘画“御容”肖像。
西方最早的中国历史图画本教科书的由来
就在十八世纪中期这个充满探索和开创风气的年代，西方法国的艺术家们，以官方画家或传教士及个人旅客的身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游历。他们以速写和绘画记录了对这个神秘的远东国家的种种印象，其中有些画家回国以后把作品结集成书。许多未能踏足这遥远国家的西方法国画家，参考从中国带回来的物品，如绘画、陶瓷、象牙、丝绸、刺绣等等外销商品，加上个人的幻想而创作出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和中国人。
托马斯.阿罗姆 (Thomas Hosmer Shepherd) 生于1804－1872年,英国著名风景画家,版画家。于1843年，《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风俗》制成铜版画出版，由伦敦“费塞尔公司”（PeterJackson，LateFisher，SonandCo.London），大清帝国的风情景物，以图画的形式出现在欧洲读者面前，一直延续了很多年，都是西方人瞭解中国最受欢迎的普及性读物，也是当时英国和欧洲最有名的图画本中国历史教科书。而有趣的是汤玛斯·阿罗姆从未到过中国，他的画不仅被时人觉得真实，即便在今天也常被视作史料。阿罗姆刻绘的中国风景成了西方最早、也是最有名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图画本教科书。十九世纪时期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瞭解大部分是通过阿罗姆这套版画作品中得到的。托马斯的作品以铜版画著称其大部分作品收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
艺术家们以异乡人的眼晴，观看这个跟欧洲截然不同的国家。他们在面对中国的人民、地理、风物的时候，撷取散发异国风情、能引发好奇心、美感和创作灵感的东西，以速写、素描、水彩、版画和油画等捕捉所见所感，以游记记下所思所想。这不独保留了珍贵的史料，更反映出西方法国人眼里的中国面貌。
石版印刷术传入中国
石版印刷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据1833年出版的《中国文库》
(Chinese Repository)。介绍，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7)曾于1830-1831年间在巴塔维亚(今印度 尼西亚雅加达)用石印术印刷中文书籍。随后他来到澳门，在澳门设立了一个印刷所。1832 年，麦都思又在广州设立了一个石印所，用石印术在广州印刷中文书籍。1834年广州已用石版印刷布告。1876年，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办的土山湾印书馆购买了石印设备，用以印刷唱经和宗教宣传品。继之有英国人美查于1879年开设点石斋石印书局，用照相制版翻印中国古籍，并创办《点石斋画报》。
石版印刷术在清道光初年，由西方传教士带进中国，直至光绪初年，受到出版商的重视，并以之印制出版大量书籍、报刊，蔚成一股风潮，这股风潮延续至民国以后才稍衰。在这数十年间，石版印刷术却使得中国传统雕版印刷受到极大冲击，也连带影响了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
石版画产生于18世纪欧洲,用油脂性的绘画材料在打磨好的石版（法国专用石材）上绘制画面。经过复杂的程式,最后得出一幅石版画。
石版画的制作过程与铜版要求一样,每个环节都要严谨认真否则最后效果将受影响并且无法挽回。
由于石版画材料的局限性,因此一幅作品原版复制的数量有限,经过几百年的岁月变迁,存世的石版画原作少之又少。
新闻石印画报
《点石斋画报》是近代中国最早、影响最大的一份新闻石印画报。由英国旅沪商人美查创办于1884年5月8日，1898年停刊。《点石斋画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选择新闻中可嘉可惊之事，绘制成图，并附事略”，生动形象的反映了晚清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环境全貌和西方奇闻趣事。画报为旬刊，逢初六、十六、廿六出版，每册八页九图，16开本，由《申报》馆申昌画室发售，零售每册银五分。因由点石斋石印书局印刷，故得名为《点石斋画报》。《点石斋画报》的主要画师包括当时画家如吴友如、张志诚、王钊、金蟾香、周慕桥等17人。这些画家多采用中西合璧的画法，结合西方透视画法和纤细工巧的单线白描的形式来表达。构图严谨，画风简单优美。
创办背景，伴随着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开始被动的与外国进行了更广层面的文化交流。1860年，安纳斯脱·美查和他的哥哥菲而特利克·美查一起到上海，从事营丝茶和棉布贸易。后来经营亏本，他发现外国人办的华文报纸《上海新报》盈利空间很大，便跃跃欲试。1872年4月30日，美查连同他的三位友人开办了《申报》。1885年中法战争的爆发，具有商业头脑的美查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创办了申报的副报——《点石斋画报》，受到广泛欢迎。
点石斋画报内容丰富多样, 涉及面十分广泛。从办刊序言明确提出了办报方针是“选择新闻中可惊可喜之事绘制成图, 并附事略”。画报中主要对热点时事、最新战况、晚清朝政、中外关系、西学东渐下传入晚清的科技新知、平民百姓的奇闻异事、市井百态、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等做了详尽的描绘,展现了晚清时期各个阶级的生活状态和整个大环境下的思想文化变化。
价值及影响，《点石斋画报》中夹杂着东方对西方想像与学习的欲望，用杂糅着民族道义、革新欲望、陈旧意识、兴奋而又慌张的眼神旧，打量着中西方文化的冲撞中呈现的种种现象。它为中国画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性示范和丰富的借鉴价值，更为后世提供了独特的文化景观。
后世价值，《点石斋画报》的成功使得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以至下层士人，获得国内外时事要闻，创新发明，海外风俗民情，除同时代《申报》、《万国公报》外，《点石斋画报》当为第三个重要来源。基于此，《点石斋画报》奠定了中国画报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模式和主要报导内容，对后来的中国画报影响颇大。1900年代广州《时事画报》与天津《醒俗画报》等，从版式到内容，都看得到《点石斋画报》的影子。
参考资料:
作者:杨涵 ，《中国美术全集 绘画编十清代绘画(上)》，锦绣出版社，1993年12月
作者:杨涵 ，《中国美术全集 绘画编十清代绘画(中)》，锦绣出版社，1993年12月
作者:蒋勋 ，《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93年 3月
作者: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郎世宁作品专辑》国立故宫博物院 1983年8月
作者:刘建平，《中国美术全集·清代绘画(上)》，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作者: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故宫文物月刊·名画荟珍》，国立故宫博物院
作者:天主教辅仁大学，《郎世宁之艺术－宗教与艺术研讨会论文集》，幼狮文化事业，1991年
作者: 张树栋/ 庞多益 / 郑如斯，《中华印刷通史》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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